2025年10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清晨，街口仍有夜雨未干。24岁经济学毕业生胡安（化名）走进投票站，投下了他这一生中最不确定却又最笃定的一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得更好富农优配资源，但我知道不能让再继续衰落下去了。”这种情绪，正是本次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的社会底色。
在本届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中，总统哈维尔·米莱领导的自由前进党获得约41％的选票。这意味着米莱可以继续推进其执政核心路线：减税、放松管制、大幅削减财政开支、自由化汇率。
时间倒回两年前。2023年11月，53岁的经济学家米莱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55.65％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击败时任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创下自1983年以来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纪录。
阿根廷著名政治学家卡洛斯·德保利表示，米莱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根源在于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彻底失望，“在通胀超过200％、贫困率达到53％的极端环境下，民众宁可选择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也不愿再相信温和的改革派”。
米莱的政策路线堪称“激进而彻底”。上任近两年来，他力推削减约30％的联邦财政预算，已削减上千项行政管制措施。在税收领域，大幅简化税制、取消多项地方和金融税费；在货币金融领域，持续推进美元化进程，废除多重汇率机制，并实质性削弱央行职能。对外贸易则坚定拥抱新自由主义，大幅开放国内市场。这套被外界称为“电锯式改革”的纲领，正如米莱本人在竞选现场挥舞电锯时所宣示的那样：“我要炸毁现状。”
这一路线在此次中期选举前后再度引发外界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在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公开表示：“阿根廷财政整顿取得超出预期的进展，IMF将继续支持其稳定计划。”
但与此同时，对米莱改革的批评声音并未减弱。2025年9月下旬，包括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内的112位经济学家联署公开信警告：“米莱的休克式自由化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削减公共支出已导致医疗与教育系统濒临崩溃。短期通胀数据的改善掩盖了深层的社会风险。”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改革的社会成本，并敦促阿根廷政府重新考虑平衡效率与公平。但这些争论和质疑，似乎并未动摇阿根廷民众的选择。
南美强国的陨落
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堪称耀眼，曾是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191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列全球前十。彼时的阿根廷被誉为“南美洲的粮仓”，广袤的潘帕斯草原上，牛肉与小麦源源不断运往欧美市场；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而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外国投资，则大举投入铁路、港口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度有“南美巴黎”之称。
然而富农优配资源，从20世纪中叶开始，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逐渐黯然失色。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资源禀赋层面，而在于社会制度的反复断裂与政策路径的剧烈摇摆。自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历经超过20次政权更迭，经济战略在保护主义与自由开放之间来回切换：时而推行进口替代、资本管制和财政刺激，时而又转向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政策缺乏连续性，改革效果难以形成持续的生产性积累，国家始终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轨道，阿根廷的经济轨迹呈现出高通胀、货币贬值、外债积累的恶性循环。这也就意味着，阿根廷同时失去了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三大支柱：稳定的货币、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及可信赖的贸易制度体系。
制度的频繁动荡不仅扼杀了长期投资意愿，更在社会层面侵蚀了基本信任。家庭不再愿意储蓄，企业不敢进行长期规划，外部资金始终在短期套利中打转，无法转化为生产性资本。这种短视经济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枷锁，将国家牢牢锁在停滞之中。
床垫下的2700亿美元
米莱执政后，阿根廷宏观经济指标显著改善。月度通胀率从2023年12月的25.5％骤降至2025年9月的2.1％，2024年商品贸易实现189亿美元顺差，一举扭转2023年贸易逆差69亿美元的局面。这些数据让部分选民相信改革初见成效。但更深层的支持逻辑是民众对阿根廷百年来的政策摇摆彻底绝望。当渐进式改良屡屡失败，选民宁愿押注米莱的激进路线。
米莱几次公开表示，阿根廷全国民众家中的床垫里藏着足够多的美元，如果这些美元进入市场，经济就能迅速恢复。这也就意味着，问题不在于美元数量多少，而在于民间美元拒绝进入官方货币体系。
“床垫美元”是对阿根廷居民在银行体系之外持有美元现金的形象称谓。这个现象的规模令人震惊：民间美元持有量约2700亿美元，而央行官方储备仅327亿美元。换言之，民间美元的持有量是央行储备的8至10倍。阿根廷民众对银行体系和政策可信度存在长期不信任。2001年，“Corralito”（意为“小围栏”）政策构成了集体记忆中的“制度性创伤”。这项政策包括限制储户从银行账户提取资金，强制外汇存储兑换比索和禁止美元自由提取与汇款等。在高通胀与汇率失稳的环境里，即使银行提供高利率美元定存，实际收益仍可能被通胀、税费与汇率风险侵蚀。
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政府可以印比索，但美元保有量是有限的，这是我们保护家庭积蓄的最后方式。”米莱政府上台后，推出再货币化方案，试图将大量脱离于官方金融体系的民间持有美元重新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然而，信任重建之难，在民间拒绝美元回流到金融系统中显露无遗。2025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发布全国性民调：在12000名18岁以上受访者中，67.6％的受访者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美元回流，这一比例在50岁以上群体中高达82.4％。居民对本国货币和银行系统的信任度不足，成为阻碍货币回流官方体系的核心障碍。
结构性调整的又一阶段
在此次国会中期选举后，米莱政府的激进改革进入更艰难且更具不确定性的阶段。
政治层面，执政联盟内部裂痕正在浮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推动养老金上调，与财政紧缩路线形成明显背离，折射出现行政策路径在权力核心内亦缺乏稳固共识。
在国会格局中，尽管自由前进党在中期选举中席位有所增加，但仍未触及多数门槛，关键法案需与中右翼力量博弈才能推进。与此同时，贫困率攀升、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企业倒闭拖累就业，公共医疗与教育体系压力上升，引发持续的罢工与街头冲突。若宏观改革成效无法惠及民生，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加深，改革动力也将迅速衰减。
此外，外部力量进一步放大了阿根廷改革的不确定性。IMF贷款和美国援助虽提供短期资金缓冲，然而附带的政策条件却要求阿根廷在地缘经济上向美国倾斜，使其在内部经济改革之外面临外交自主性受限的掣肘。若财政纪律得以延续、通胀持续回落、制度信任逐步修复，阿根廷或有机会走向以制度重建与产业恢复为基础的长期稳定。若政治僵局未解、社会矛盾深化，阿根廷则可能重新陷入高通胀与高债务的旧循环。
此次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反映的是阿根廷社会深陷制度性衰退后的理性抉择。在通胀长期高企、货币信用崩解与政策反复摇摆的绝境中，激进制度重置成为当下经济选择的最优路径。阿根廷的今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关键镜鉴：宏观经济稳定是发展根基，必须严守财政纪律以遏制通胀。经济多元化依赖实体制造业升级，避免初级产品依赖陷阱。制度韧性建设重于短期政策调整，需通过法治化提升市场预期。改革进程须嵌入社会缓冲机制，防范分配失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米莱的改革并非终点，而是阿根廷漫长结构性调整的又一阶段。阿根廷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能否在内部制度建设、社会稳定发展与外部平衡之间找到可持续的支点。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薛子敬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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